文/王俞现，财经作家
明朝之所以能够成为白银帝国，是因为有一个总被置于幕后的港口存在，那就是漳州月港。尽管朝野上下对开放港口分歧较大，但月港还是在1567年开放了。作为一个不到1公里长和拥有7座码头的月港，与厦门及葡萄牙人租居的澳门等，一同承载了明朝最后近100年贸易的繁盛以及对白银病态般仰仗的历史。
期间，身在日本长户的李旦、长崎的张敬泉、福建厦门的许心素、鼓浪屿的漳州诏安人黄明佐、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苏鸣岗等，结成了一张华人贸易关系网。
到明末清初，郑芝龙家族成为中国最成功、也是最后的海商大佬。明清走私海商集团的存在，不经意间成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家肢解中国朝贡体系的最后一道强有力的屏障。
三路白银涌入帝国
月港是明政府海商的出海口，厦门、广州等是明政府允许外商前来贸易的进海口，但月港独成全了福建泉州和漳州两府的商人，因为当时明政府规定非两府商民不得参与海上贸易，这是明政府规定的“硬杠杠”，所以当你看到这一时期大量漳州府商民外移以及最为活跃的海上商民似乎只是以李旦、郑芝龙等为代表的泉州府商民时，也就不用大惊小怪了。
16~17世纪之交，到东南亚、东亚贸易的华商以漳州河两岸的月港人、龙溪人，以及同安人、厦门人为主。进入这一领域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商人，所遇到的第一批汉人，就是这些地区出身的“福佬人”。
另外，能否出海取决于是否能从官府申请到执照，这种执照的数量最初只有50份，即便后来增加到100多份也满足不了需求。更要命的是，从出海船只到贸易路程，从出海时间到贸易货物，明政府对商民都有严格限制。从一开始，明朝海商在与西方商人的角逐中，就处于十分不利的被动局面。
月港地处闽南，位置偏僻，与内陆商品货源地有重山相隔，尽管其是唯一的出海口，但其对内地的影响被降到了最低，对全国经济的意义也大打折扣，这是明政府的如意算盘，寓收于放之中。
尽管如此，早期蓄积的能量一朝释放，加之世界也正在发生奇妙的变化，两者和谐共振，明朝仍迎来了一个短暂但蔚为壮观的开放局面。
这时的世界，云蒸霞蔚，一派新的气象。作为世界白银主要出产地的西属美洲，不仅发现了蕴藏丰富的银矿（16世纪40年代），还在1554年发现汞齐化法，西属美洲白银产量为之大增。16~18世纪，西属美洲白银产量约占全球的80%，并且很多被中国收入囊中。
为打通以明朝为代表的东南亚大市场，1565年，西班牙海军从墨西哥远征菲律宾，墨西哥—菲律宾—中国的白银通道从此一路畅通无阻。
日本生产的白银，绝大部分也被输入中国。从1543年首次抵达日本，到大约1600年，葡萄牙人几乎垄断了中日之间的贸易，并通过日本—澳门—广州贸易，将白银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这样就逐渐形成了复旦大学历史系后智钢所认为的3个主要的白银输入渠道：以马尼拉为中心的海上丝绸之路与美洲白银的涌入；以长崎为中心的中日贸易与日本白银的入华；以澳门为中心的西洋贸易与外银的内流。
1571年，西班牙在菲律宾马尼拉建立殖民政府，两艘马尼拉大商船满载中国丝绸、棉布、瓷器等货物驶向墨西哥阿卡普尔科，闻名于世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开始了。
丹尼斯•弗株和阿图罗•吉拉尔德斯认为，世界贸易就在这一年诞生了。
1571年，明朝的银库收入从75000~86000公斤（1公斤＝20两）增加到116250公斤，进口白银的作用显现。
1580年，葡西两国合并。同年，两艘澳门商船抵达马尼拉，澳门—马尼拉航线投入运营。随同商船一同到达马尼拉的货物，以中国货为主，次为日本、印度产品，返程时装运的绝大多数是白银。
随着中国货物在欧洲销路日广，白银成为葡西商人平衡中西贸易的唯一有效方法。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学界中有套利之说。16世纪80年代，中国的金银兑换比率是1∶4，欧洲是1∶12。到1650年，欧洲的比率又升为1∶15。仅在各国间倒卖就可以赚得钵满盆盈。
就这样，中国以吸泵者的形象左右着世界贸易的流向。中国凭借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以至于美国学者弗兰克得出结论说：“1500~1800年，在经济全球化中，东方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换句话说，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世界的经济中心不在欧洲，而在亚洲，特别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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